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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故事 第二十八章  在上海 作者:瓊瑤
    從四川的鄉間,到十里洋場的上海,這兩個地方,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。我初到上海,看到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,看到滿街穿梭不停的車水馬龍,簡直看得眼花繚亂。童年的我,從成都,到湖南,經廣西,越貴州,回四川,再來上海,我真走了一條漫長的路!這條路不僅漫長,而且充滿了狂風巨浪。終於來到了上海,我們流浪的日子應該結束了吧!父母帶著我們四個孩子,開始在上海佈置起一個全新的家!

    「全新的家」很小,只有一間房間,在上海市外白渡橋的一棟大樓裡。這棟大樓有個很洋化的名字;禮查大樓。

    禮查大樓是棟五層樓的樓房,很可能以前是個旅館什麼的。因為,它每層樓都有很長很長的走廊,走廊一面是天井,另一面就是一間一間的房間,每個房間都一模一樣。房裡附帶一個極小的浴室,奇怪的是,浴室裡有洗澡盆而沒有馬桶,「大事、小事」都要到走廊盡頭的公用廁所裡去。

    這禮查大樓,是同濟大學的教職員宿舍。我們分配到的這間房間,在四樓上。一家六口,大大小小就擠在這一間房間裡生活。房裡有一張床一個大書桌,白天父親在書桌上改考卷,晚上鋪上棉被就是床,我和弟弟們在上面睡覺。至於那間小浴室,母親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,買了爐子燒鍋煮飯。每隔幾天,移開爐灶,孩子們集體洗澡。

    似乎從我出世開始,貧困一直是我們家的問題。這會兒到了上海,情況絲毫沒有好轉。上海生活程度高,小妹嗷嗷待哺,奶粉貴得驚人。我們三個大的,正在飛快的長大。食衣住行,樣樣需要錢。父親那份微薄的薪水,顯然無法支持我們這六口之家。但是,在上海,我卻有嫡親的大舅舅、小四姨等。這個時候,我的外祖父母都已與世長辭。母親的大哥當律師,生活很寬裕,住在亞爾培路一棟非常講究的房子裡。兄妹已經許多年不曾見面,此時一見,不禁抱頭痛哭。大舅看到我們一家,如此窮途潦倒,孩子們都面黃肌瘦。當下,就力勸父親改行,不能再教書了,再教下去,孩子們都會餓死了。一篇談話,把我那固執的父親,談得勃然大怒,拂袖而起,十分激動的說:「人各有志!我念了一輩子書,也只會教書。窮,是我的命!做了我的妻兒,就只好跟著我過窮日子。改行,是絕不可能的事!」父親大怒而回,從此和大舅行跡疏遠,話不投機。大舅勸他改行一事,深深傷了他的自尊。偏偏大舅的脾氣也很倔強,看父親如此食古不化,害苦了他的妹妹,對父親也有許多埋怨。這樣一來,我們和大舅家的來往,就變得很稀少了。只有我的大舅母,常常帶著大包小包的衣服來我家,裡面有許多小紗衣小紗裙,還是外祖母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,我始終沒拿到,如今,卻正好給比我小了八歲的小妹穿。看到這些衣物,別提了,母親又哭了好幾天。

    我們終於安定了下來,苦雖苦,總是闔家團圓的。父親開始考慮到我們三個大孩子的教育問題。於是,有一天,父親帶著我們三個,走進上海市第十六區國民小學。

    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學校,接受學校教育。那年我九歲,算年齡,應該插班念小學三年級。學校給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入學考試,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級班,麒麟背不出書,降到二年級,小弟一年級。活到九歲,我這才開始進學校唸書,記憶中,念得真是辛苦極了。其實,不止是「辛苦」,簡直是「痛苦」極了。

    原來,我從四川來上海,講的是一口四川話,而學校裡,從老師到同學,大家都講上海話。我語言不通,老師說什麼我不懂,同學說什麼我也不懂。再加上,我來自鄉間,難免土裡土氣,上海的孩子,都精明能幹,對比之下,我是相形見絀。再有,我從小,只有母親教我背唐詩,我的閱讀能力很強,但是,數學卻連加法都不會,成績完全跟不上。在這諸多原因下,我在學校中,真是苦極了。

    上海的孩子會欺生,上課第一天,大家在操場中排隊。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後推,後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,我傻傻的站在隊伍外面,手足失措,不知如何是好。老師走來,見我不排隊,把我痛罵一頓。全班同學,竊竊偷笑,而我,哭著跑回家說:不要上學了!不上學是不行的。父母正要訓練我們的獨立精神,和適應能力。我哭了一晚,又乖乖的回到學校去。逐漸的,一天又一天,同學不再欺侮我了。我也學著去交朋友,因為語言的隔閡,交朋友真太難了。

    我上學上得很不順利,兩個弟弟也不順利。麒麟從小脾氣就壞,總是和同學打架。小弟弟更絕了。他一生沒有規規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幾小時的經驗,此時,要他坐著聽老師講課,他怎麼坐得住?不知怎的,他發現只要舉手對老師說:

    「我要尿尿!」老師就會讓他去上廁所。結果,他每節課都要舉十幾次手,去上廁所。有一次,老師忍無可忍,生氣的說:

    「不許去!」小弟見計謀不成,如坐針氈,居然威脅起老師來:

    「你不讓我去,我會尿褲子!」

    「尿就尿!」老師說:「不許去就不許去!」

    誰知,老師的話才說完,我那小弟真的就「就地解決」起來,弄得全班師生,大驚失色。那時,學校裡有個規定,學生講了粗話或做錯事,要用紅筆在嘴上畫一個圈,那紅墨水畫在嘴上,洗好幾天都洗不掉。老師這一氣,就在小弟嘴上畫了好幾個紅圈。那天麒麟因為打架罵人,也被老師用紅筆在嘴上畫了圈。結果,我正上了一半的課,訓導主任跑來通知我說:「你今天不要上課了,把你兩個弟弟帶回家去吧,他們一個尿了褲子,一個打了架!」

    學校離我們家,要走一大段路。平常,都是我帶著兩個弟弟上課下課。那天,我領著兩個弟弟回家,看到他們嘴上畫的紅圈,和小弟的濕褲子,真是覺得丟人極了。兩個弟弟還氣呼呼的嘟著嘴,路人都回頭看著我們笑。我又羞又惱,對兩個弟弟說:「早知道,你們兩個在東安城丟掉就算了,找回來幹什麼,這麼麻煩!」話才說完,想起兩個弟弟在東安失散後的淒涼慘狀,不禁大大後悔起來,心中一酸,淚水就滴滴落下。小弟見我哭了,就也哭了,用手拉著我的衣襟說:

    「你不要哭,我以後再也不敢了!」

    麒麟見我們兩個都哭了,眼眶就也紅了起來。我在那一瞬間,體會出我是這個家庭的「長姐」,兩個弟弟,終生都是弟弟,不論他們怎樣,我再也不要和他們分開。於是,我一手攬住一個弟弟,三人一路哭著回家。到了家裡,我急忙把兩個弟弟藏進浴室裡,拚命幫他們兩個洗掉嘴上的紅圈,就怕父母看到了,會和我一樣傷心。

    在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。記憶中,屬於歡樂的事情實在不多。貧窮會把歡樂從身邊偷走。冬天的上海,冷得出奇,我和弟弟們缺乏冬衣,冷得牙齒和牙齒打戰。每天三個人手牽手的去上學,經過賣糖炒栗子的攤子,真想買一包糖炒栗子來暖暖手,甜甜嘴,但是,身上沒有錢,就是吃不到。學校的同學流行跳橡皮筋,人人手中一大串,只有我沒有。那時,心裡最大的願望,就是有一串橡皮筋,直到離開上海,願望都沒有實現。說實話,從小,我就在困苦中長大。但是,只有在上海的這段時間,對困苦的感覺特別敏銳。

    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,因為父親的收入實在不夠維持,(大舅一直想接濟我們,父親隙驕傲的拒絕了。只有大舅母,變著花樣,吃的穿的,經常往我們家送。)母親見這樣不是辦法,就也去中學裡教起書來。這樣一來,我就忙了,每天下了課,就飛奔回家照顧小妹妹。我家那張大書桌,已不夠我們睡,我們就打起地鋪來。從那時候開始,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。生活裡的喜悅實在不多。但是,也就在那年,我發現了寫作的快樂。我寫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說《可憐的小青》。父親讀了,似乎頗受感動,他幫我寄給了大公報的兒童版。當這篇稿子登出來之後,我整天捧著那張報紙,興奮得茶不思,飯不想。把自己這篇短文,讀了起碼一百遍。可憐的小青,到底寫些什麼?如今已不復記憶。但,顧名思義,那「可憐的小青」,必然有自我的寫照吧!

    自從在報上發表了作品之後,我開始迷上寫作了。每天下課回家,就塗塗寫寫。那時,我的小四姨參加了話劇社,演出曹禺的《北京人》。當年,小四姨是個胖妞,很有喜感。雖然不是主角,卻是重要的次角。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,去戲院看小四姨演話劇,是記憶中最快樂的事。看完話劇回家,我居然寫起劇本來了。不會分場,我全寫「獨幕劇」。人物一多就搞不清,我全寫「雙人劇」。好長一段時間,我樂此不疲,父母看了我的「編劇」,只是笑。因為我的取材,全是父親與母親間的「對白」,所談的問題,全是逃難時的點點滴滴。

    我這些「劇本」真可憐,從沒有發表過,出版過,當然也沒有人演出過。最後,都進了垃圾筒。

    我在上海念了一年書,漸漸有了朋友,學會了說上海話,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。我會一個人逛書店,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飯。也會抱著妹妹,去外白渡橋上看船,看落日。每到星期天,就和弟弟們去外灘公園奔跑——以發洩我們在一間房間內無法發洩的體力。

    但是,父母的臉色又不對了,上海市的氣氛也不對了。物價飛漲,金元券貶值,上海的商店中,發生了驚人的大搶購……這些事情,對幼年的我來說,是根本無法瞭解的。我惟一熟悉的,是那種緊張的氣氛。我知道,戰爭又逼近了!

    果然,戰爭又逼近了。上次是抗日戰爭,這次是內戰。對我而言,戰爭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難。父母臉上又失去了笑容,他們整天討論著討論著。最後,父親決定,把母親和我們四個孩子,先送回湖南老家去。他繼續留在上海,把他未教完的那學期教完。於是,我們離開了剛剛熟悉的上海,又回到了湖南。這是我們第二度回鄉,第二次和祖父團聚。兩次都在戰爭的陰影下,兩次,湖南都只是我們的中途站,而不是我們長久棲息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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