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親接受了師範大學的聘書，在中文系當副教授。師大分配給我們家一幢二十個「榻榻米」大的日式房子。那時的台灣，才從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，街上的建築，都是日式的，住宅區的住宅，也完全是日式的。我們的住宅很小，但是小歸小，卻「五臟俱全」。前面有小小的前院，前院裡有棵大榕樹，矮矮的圍牆下，盛開著杜鵑和美人蕉。進門處有「玄關」，要脫鞋才能走上榻榻米。我們有三間房間，前面是八個榻榻米的客廳，後面有六個榻榻米的廚房，旁邊還有間四個榻榻米的餐廳，餐廳後面有小小的臥房，臥室後面有長廊，長廓盡處是廁所。然後，還有小小的後院，後院中高聳著兩株椰子樹。我還記得，遷進這房子的第一天，母親就非常興奮。我那可憐的母親，她自從嫁給父親，一直顛沛流離，居無定所。這時能住進一幢「獨門獨院」的房子，她就欣喜欲狂了。她說：「這是我結婚以來，第一次擁有『自己的家』！」
於是，母親熱心的擦榻榻米，擦地板，擦窗台，把整個房子擦得乾乾淨淨。我們孩子們，第一次住日式房子，進門要脫鞋，真不習慣。學著穿木屐，摔得七葷八素。最高興的還是地上鋪的「榻榻米」，反正住在哪兒都要打地鋪，這次來到台灣，打起地鋪來最簡單。這棟日式小屋，我們一住就住了十幾年。我們的童年，就在這日式房子中結束。兩個弟弟，精力充沛，常在房子裡打架，日式房子是紙門，他們一推一摔，就把紙門摔得稀巴爛。於是，父親買來壁紙，發動全家糊紙門。一年內，我們總要糊好多次紙門。
生活仍然是艱苦的，父親的一份薪水，依然不夠我們全家的生活。母親每天在算帳，想辦法縮減開支。我們穿的衣服，縫縫補補，不知改過多少次，大人的改給孩子穿，姐姐的改給妹妹穿，哥哥的改給弟弟穿。母親一直親自做家務。家裡買不起木炭，都燒煤球爐，那煤球和爐子一樣大，中間有許多孔，一個接一個，終年不熄火。但是，煤球的氣味非常難聞，我一直睡在那四個榻榻米的餐廳裡，夜夜嗅著那煤氣，以至於直到現在，喉嚨都不好。
我在小說《幾度夕陽紅》中，曾經形容過女主角李夢竹的生活，那就是我母親的寫照。我還引用過一首詩，那首詩也是我母親寫的：
「刻苦持家豈憚勞？夜深猶補仲由袍，
誰憐素手抽針冷，繞砌蟲吟秋月高！」
由這首詩，就知道我們當年的生活了。
一九四九年秋季，我插班進入台北師範附小六年級，繼續我那斷斷續續的學業，麒麟念五年級，小弟念三年級。小妹還不到學齡，喜歡爬上矮圍牆，再從圍牆爬上大榕樹，坐在大榕樹上看風景。每天早上，我依然帶著兩個弟弟去上學。台灣是亞熱帶，夏天真是熱極了。同學們一下課，就擁進福利社買冰棒吃。我和弟弟們沒有錢，無法買冰棒，看到別人吃冰棒，真是羨慕極了。學校規定穿制服，一星期有兩次「洗制服日」，就可以穿便服。到了穿便服的日子，同學們個個穿得鮮艷明麗，只有我穿著一件由母親舊旗袍改的裙子，不倫不類，說有多難看，就有多難看。整整一學年，我只有這一件裙子，沒穿過第二件。每星期最怕的事，就是「洗制服日」。
麒麟和小弟，都到了最頑皮的年齡。別的孩子有玩具，我們沒有。初到台灣，我第一次看到樹葉上爬著的蝸牛，覺得新奇極了。我大呼小叫的喊弟弟們來看，說：「台灣的田螺真奇怪，會背著它的殼爬樹葉！」
弟弟們沒有玩具，覺得蝸牛也很好玩。就把樹葉上的蝸牛一個個摘下來，揣了一口袋，兩個人比「蝸牛」，看誰找到的比較大。他們還試著要蝸牛「鬥牛」，可惜蝸牛不是蟋蟀，一點斗性都沒有。弟弟們弄了滿口袋的蝸牛，玩得不亦樂乎。那天晚上，母親照例巡視他們有沒有蓋好棉被，卻發現他們全身爬滿了蝸牛。母親嚇得大叫一聲，差點沒有當場暈倒。從此之後，勒令不許玩蝸牛。但是，不玩蝸牛玩什麼呢？他們依然玩蝸牛。那年我發現了電影。在植物園，每星期六晚上，放一場露天電影，票價非常便宜，只要一塊錢。但是，我連一塊錢都沒有！我每天幫母親洗碗，要求給我一點零用錢，母親有時會給我一角錢。積蓄了好久，才積到一塊錢。沒有餘錢搭汽車，我徒步走到植物園，要走整整一小時。看完電影，再走一小時回家。有一次，電影看到一半，下起大雨來。露天電影是禁不起下雨的，立即停演。我淋著雨奔回家，路又黑，雨又大，中途摔了一大交，膝蓋都摔出血來。到家後，我渾身濕透，像人魚一樣滴著水，腳跛著，路都走不穩。母親見了，大驚失色，慌忙幫我換衣療傷，一面就下令，以後不許去植物園看電影。不看電影怎麼行呢？那是我僅有的娛樂呀！
童年，就是這樣苦澀的。
第二年夏天，我十二歲，從北師附小畢業，考進了台北第一女中。走進中學，童年就悄然而去。細細想來，童年的天真活潑不多，挨過的風霜雨露卻不少。幸福的感覺不多，離別的經驗卻不少。歡樂的事情不多，痛苦的滋味卻不少。安定的日子不多，流浪的歲月卻不少。
就這樣，我走過戰亂，走過烽火，走過苦難，走過童年。
至於童年以後，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。
——第一部完——